“她们天天都提心吊胆的，怕警察突然扫黄、怕自己得性病、担心婚姻担忧未来……”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受疫情影响，那些从事着色情行业的性工作者，怎么样了？
首先，在中国，性工作者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是一种有伤社会风化的“灰色行业”。
在上世纪20世纪7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者提出了将色情行业从业人员称为“性工作者”，
并将其视为一种正常职业。
日本街头的性工作者
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性工作者”这一概念有两个含义：
第一，这些女性为其所做之事得到报酬，靠性服务谋生；
第二，她们的工作应被视为一种依靠技术和付出努力的工作而得到尊重，不应被视为每个女人都具有的天生的能力。
目前，将性工作者完全合法的国家有：荷兰、德国、瑞士、奥地利、希腊、黎巴嫩等国家，
而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在一些地区上属于合法。
受疫情的影响，各行各业经济都出现萎靡不振的情况，尤其是直接服务客人的行业。
在直面顾客的行业中，性工作者是一个在我们当中鲜为人知的群体，因为在我国不合法。
在那些将其合法地区，色情行业从业人员的生活有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又是否新生出一些不平等问题而显露出其合法化后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
性工作者场所
01、疫情下性工作者钱包被掏空
全球有超过4千万的性工作者，并且绝大部分是女性。
她们当中很多人走上这条路的原因，各不相同。
有年轻不懂事，误入歧途的；
有因为贫穷，为了赚钱养家，不得不从事这行；
也有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被人贩子逼迫接待客人。
她们是社会的边缘人士，也是这场疫情最脆弱的群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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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这些从事色情行业的性工作者是感染的高风险人群，
她们大部分没有医疗保险，因此她们的身体健康不能得到保障。
更多的时候，她们只能指望政府的救济金，和公益组织的帮助。
然而，许多政府的失业人口补助计划，却将性工作者排除在外。
即使性工作者纳入补助计划内，由于其严格的申请条件和繁琐的申请过程，将很多人拒之门外。
在街头的性工作者
例如，在日本，只有那些育有子女，且孩子学校因疫情关闭，需要在家照顾孩子的性工作者，才符合资格申请补助金。
事实上，她们当中大都是学生，和身兼数职勉强糊口的人，根本没有育有子女。
疫情令她们的收入大减，又碍于法律和政策限制，无法领取救助金，导致生活难以为继。
酒吧、沙龙等娱乐场因当地实施封城后无法营业，来自东京的25岁性工作者Hannah，失去了她的收入来源。
由于生活成本的增加，她并没有足够的积蓄来应付这次疫情。
性工作者场所
02、疫情下顾客性暴力行为增加
对女性性工作者实施暴力侵害的主要是三个群体:警察、嫖客和黑恶势力。
其中嫖客是最主要的一部分。
往往这些顾客是因为缓解生活上的压力，或者寻求乐趣而寻找性工作者。
当疫情让所有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时，很多人性格上也越来越暴躁。
疫情严重的时候，所有的性服务场所被关闭，性服务不可避免地转移到对性工作者相当无助的风险地区。
此时，客户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于是变得有攻击性，强迫性工作者提供事先没有商量一致的性服务。
因此，相关性施暴事件一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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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疫情爆发的第一个星期，性工作被施暴的案例增加了两倍有多。
她们无法或者不敢寻求当地司法的保护，因为有些警察也会趁机羞辱和骚扰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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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疫情下性工作者舍命工作
“我见过一些女性，她们甚至在车里提供‘服务’。有个性工作者因为没有做好保护措施甚至怀孕了，但因为没有足够的生活费，也只能住在车里。”
这是来自曼海姆的性工作者咨询中心的人员茱莉亚·韦斯的讲述。
另外，来自保加利亚的玛丽亚是一名30岁的性工作者，
白天，她在曼海姆一家时尚的咖啡馆里等待客户的到来。
然后，她在车里、在客户的家里提供性服务。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
“为了保证我的卫生。所以我总是随身携带一个水瓶，在厕所里就靠这个来清洁自己。”
除了在车里过夜外，玛丽亚还提到，有一些性工作者还会睡在酒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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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许多性工作者失业，但仍有人继续冒险上街拉客谋生。
在这个严峻的环境下，有什么理由比生命安全来得更重要呢？
那就是生存，在一部分人的眼中，感染上新冠病毒是几率的问题，而兜里没钱则要百分之百忍饥挨饿。
04、疫情下线上业务异常火爆
面对新冠，保持间距、戴口罩等要求，那些性工作者该怎样生存？
为了糊口，许多性工作者尝试把她们的工作转移到线上。
Phonesex、裸聊、性感照片、定制视频…
由于工作特殊的性质，效果并不如预期那样好。
同时，网络的发达让图片和视频泄露变得轻而易举，这些严重危害到了她们的隐私。
例如，在印度，一些性工作者开始使用不正规的手机软件在网上招揽生意，
她们通过手机把影像分享给顾客，然后依照约定在一些按摩店和小旅馆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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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加尔各答的索纳加奇是亚洲最大红区。
在这里，性工作者们正在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向客户提供在线色情服务。
然而，这种服务下，时常有一些不守信用的客户，以各种理由减少支付约定费用，甚至有的仅仅支付半价。
另外，这种服务方式面临的更大的风险是性服务提供者的影像信息随时都有可能被录制和传播。
当她们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之后，便开始只提供文本或语音聊天服务。
这种服务方式并不是那些消费者所期望的，因此很多客户常常拒绝付款。
05、疫情下性工作者被迫转行
疫情发生前，新加坡芽笼的晚上，车水马龙、灯红酒绿。
疫情爆发后不久，许多芽笼的“老字号”性服务场所就纷纷倒闭。
而在疫情期间，可以转为线上经营的性工作者毕竟只是少数。
为了维持生计，她们之中不少人转行做起了“外卖员”和“疫情检测员”。
新加坡在疫情期间，外卖需求高涨，这时改行送外卖的都能赚到不菲的收入。
而且外卖员的工作比较自由，时间全由自己来安排，还是很合她们的胃口。
转行外卖员
更有想法的人，干脆报名参加疫情检测员的培训营。
摇身一变，穿上了隔离服，在机场和快检中心当起了疫情检测员。
据悉，这个工作每月大概会带来$左右的收入。
而德国海德堡的一些政客观察到这种现象后，觉得这是一个有利于性工作者再就业的机会，
于是，对当地25名性工作者进行了再培训，让她们成为了新冠测试站的员工。
转行疫情检测员
06、为什么我们不能对性工作者合法化？
很多时候，性工作者竟然是西方国家用来调和社会矛盾和缓解社会压力的一种方式。
既然西方国家可以，有人就会发问：为什么在我国不能合法化？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只有少部分国家将其完全合法化，绝大多数国家依然是明文禁止的。
想着将其合法化的人，把事情想得太简单，认为将这份职业市场化，就会更加有利于管理。
将性工作者合法化会彻底动摇婚姻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结构。
这里以德国为例，说一下性工作者合法化的危害：
在年将性工作者合法的那一年，这些人为德国创造了亿欧元的经济市场，折合人民币亿元。
后来，由于这个行业赶不上国内人口的需求，导致大量女性被贩卖到德国，严重侵害了女性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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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性交易一旦合法，就会对普通女性产生巨大冲击。
自己辛苦一年，却还不如人家一个月赚得多。
以前不敢踏入这个行业，是因为社会的歧视。
而一旦性交易合法化，没有法律约束，没有道德约束。
普通工作就会失去吸引力，最终就会导致很多女生踏入这个“躺赚”行业。
而男性因为合法性解决生理需求，就会丧失追求女性的爱情观念。
因此，我们打击色情行业并非是压制欲望，而是站着前车之鉴和对社会影响的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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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如果性交易不被禁止，就会导致大批女性不想劳动致富，而去投身所谓的“躺赚”行业；
届时，大批女性从业者和男性消费者就会视婚姻为儿戏，最终动摇婚姻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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