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增长放缓与失业率降低的背离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特别是开放后，经济和就业双增长的成就显而易见，失业率虽有波动但总体稳定，经受住了各种冲击。二〇一三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去产能”政策加码，但失业率不升反降，成为中国经济结构深化调整下稳中向好的最大亮点。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连续十年回落，从二〇一〇年一季度的近12%下滑到二〇一九年的6%左右徘徊。
但失业率自二〇〇九年起一直呈单边下降态势，二〇一九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62%，创二〇〇二年以来的新低。虽有质疑城镇登记失业率等数据是指已在人社部门主动登记的失业人员，不能客观反映真实失业率，但随着统计手段的不断规范合理，其可比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中国就业的长期走向。
而对于城镇就业的短期情况，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根据国家统计局采取国际劳工组织相同口径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因而也具有国际可比性。中国二〇一八年、二〇一九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4.9%和5.2%。同期，中上收入国家（含中国）和全球平均失业率分别为6.0%、5.4%和6.1%、5.4%，均高于中国。
不管从历史发展还是全球比较来看，中国就业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在二〇二〇年突发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下，经济社会停摆，各国失业率飙升且居高不下，而中国失业率迅速企稳回落。在GDP增速从6.1%迅速下滑到2.%时，二〇二〇年年末城镇调查失业率与19年持平仍为5.2%，登记失业率小幅上升至4.2%。
同时，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效益提升。城镇新增就业自二〇一三年起连续七年超过万人，持续高位运行，成为中国城镇新增就业最多的时期。更重要的是，自二〇一〇年起，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新增城镇就业持续、快速地提升，从二〇一〇年的万人快速上升到二〇一九年的万人，翻了一番。
也就是说，只需要较少的经济增长就能带动较多的就业增长。特别在疫情肆虐全球时，中国经济表现出强大的韧劲，就业优先的“六稳”政策效果明显。当前，中国经济新发展阶段重要特征之一是人均国民总收入历史性的突破。国民收入水平直接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国民的生活质量，主要矛盾已经从解决温饱问题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九七年，中国花了整整四十八年终于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国又花了十三年在二〇一〇年起就列入中等偏上的国家。之后，中国站稳脚跟，始终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稳步前进，到二〇一九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美元，已经达到上限的8%。
按照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约在年左右进入高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阶段性变化，深刻影响了人们的需求结构和劳动供给。中低端制造业的产品过剩、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优势丧失，以及劳动参与率变低、农业人口转移速度变慢等便是当前阶段的典型特征。
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尽管进程有所放慢，但长期的全球化对全球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还在产生积极作用，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在提高，就业充分或失业率的显著下降就是经济增长效益提高的一个结果。
二是源于新经济发展带来的强大分享效应。此次新的产业革命与过去有较大的不同，它带来更多更大的分享效应，分享效应体现为资源利用方式和就业方式的重大变化。如零工经济发展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
零工经济是使许多过去时空分散的资源、闲置资源充分利用，但并不需要新增投资，也不会与其他就业形成竞争，相反是互补性代替竞争性，结果既不增加多少成本，却提高了经济整体效率，同时没有挤出效应。零工经济还可以理解为因为互联网平台的作用，人们可以把工作分成多份，每一个工作在常规经济形态中都是不充分就业，但新形势下合起来就是充分就业。
因此，产生了较明显的降低失业率效应，明显地提高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从而使经济增长与就业数量关系出现明显改变。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经济增长与新增就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国际趋势来看，经济增长与就业或失业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即在并不强劲的经济增长下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中国宏观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就业总量稳定和重点人群就业困难的矛盾
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化，也反映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上。就业的总量矛盾已得到了明显缓解，而就业的结构性问题相对突出。表现为总体就业供求关系明显改善下的局部供求关系的失衡问题，即结构性短缺和结构性过剩并存，主要不是短期性不平衡问题，多是长期的不平衡问题。
现阶段主要体现在一些群体上或地域上，主要表现为：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农民工就业问题，国企改革分流的就业问题，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与行业和区域的就业问题紧密相关，即老工业基地、重化工业集中的地区就业难问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困难长期困扰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其中，最为突出的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不充分问题。每年多万的高校毕业生占了新增城镇就业人口的60%；2.8亿的农民工是已超过了总就业人数的1/。青年失业率过高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难题。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关系到一个国家当前经济社会稳定和未来可持续发展。
虽然从统计数据上来看，近几年大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0%左右。但是，这个数据并不包括退出劳动力队伍的“啃老族”，以及为推迟就业压力而选择继续学习的年轻人。社会舆论连续多年的“最难就业季”的说法，说明这一问题十分突出，也令人瞩目。而且，与失业率稳步下降的整体趋势不同，当前大学生、青年失业率上升较为明显。
中国正处于产业换挡升级阶段，理应增加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大量需求，但是高居不下的大学生失业率显然表现出产业对劳动力需要与毕业生供给不符合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当前的青年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大多是家庭唯一的年轻劳动力，结构性失业乃至长期失业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因此，这是当前推进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与中国就业人口自二〇一七年冲高下滑的整体形势不同，大学毕业生总体来说出现了阶段性供大于求。从长期来看，高等教育普及为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需的人力资源支持，是实现从劳动力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
但是短期内的大学生迅猛扩招，必然导致大学毕业生的集中释放，而产业发展与调整的过程则相对慢得多，大学生就业的供需失衡，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同时，相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较高市场化程度，教育制度的改革滞后，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结构性错位。
中国制造行业的人才，特别是技能人才紧缺现象严重。不同行业的就业冷热不均，呈现结构性失业和劳动力短缺并存的现象。虽然大量空缺岗位存在，年轻人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去条件较为艰苦的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相对于青年的高失业率，农民工就业则表现为“供给短缺”与“就业低质”并存现象。
“农民工”是二元户籍制度和二元经济结构约束下的必然产物，它为中国开放以来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带来许多问题和挑战。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跨部门跨地域的转移，通过提高劳动力重新配置效率，加快了经济增长，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二〇一九年，中国农村户籍人口5.51亿，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2.91亿人农民工的就业人数已超过了总就业人数的7.6%。但近几年来，农民工不但供给增速持续低位徘徊，而且供给不稳定和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农民工就业质量有待提高等。
但是这些农民工的低市民化使得劳动力供给边际成本过高，极大的影响了劳动力供给质量和生产效率。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中长期工作和生活，却不能享受同等教育、医疗、住房等最基本的市民权利，致使供给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很多农民工从事着计日薪的岗位，部分地区“招工难”问题正是劳动力供给不稳定的表现。而现在外出农民工主要在省内就业，跨省流动持续降低，进一步加剧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供给，使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zlff/780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