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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盛杨光普
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年，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将继续拖累全球经济，政治问题经济化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进一步增强，而主要经济体的应对政策空间有限，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
（一）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依然是拖累全球经济放缓的最主要因素
年以来，美国继续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与中国、日本、印度和欧盟等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并且这种示范效应已经开始向日韩等非美经济体扩散。贸易摩擦对主要经济体制造业造成直接冲击，多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跌破荣枯线。与此同时，制造业的收缩效应正逐步外溢到服务业。若贸易紧张局势继续延续，年全球服务贸易将面临下行风险，全球货物贸易甚至会出现负增长。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正在冲击全球供应链，跨国企业为了规避高关税，正在加速调整全球生产布局，部分领域供应链受到阻隔甚至断裂的风险增大。从中长期看，全球供应链重构对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位势将产生重大影响。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进一步增强，而主要经济体应对经济下行的政策空间有限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金融市场动荡。年，全球主要股市波动的频率和幅度明显加大，股票波动指数年内先后出现三次较大幅度上升。房地产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也都出现大幅波动。资金大量涌向防御性资产，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下降，并与短期利率出现倒挂，全球负利率债券已突破17万亿美元。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利率中枢显著下移，全球金融资产估值屡创新高，尤其是全球避险资产价格加速上涨，收益率持续下降，年防御性资产的价格将维持高位运行，风险资产价格波动幅度和频率将继续加大，国际金融市场脆弱性进一步增加。一旦金融市场出现大跌或将导致再次发生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主要经济体的应对政策空间将非常有限，且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很难实现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
（三）政治问题经济化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美国对华政策将成为各方讨论的焦点，尤其在全球民粹主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经济问题政治化与政治问题经济化的趋势会更加明显，美国两党都会炮制出更多涉华议题并进行炒作，包括市场经济地位、发展中国家待遇、WTO改革、人民币汇率、金融安全、意识形态、人权、民族宗教等多个领域，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存在反复的可能性，而且用政治因素驱动摩擦事件将明显增多。同时，年也是英国的“脱欧”之年，英国、欧盟及全球经济都将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冲击，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投资贸易关系也将发生改变，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值得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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