砺石导言：信用程度是影响一个社会商业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石。但随着现代化交通与互联网社交工具的发展，中国社会正由过去的熟人社会转向现在的陌生社会，在陌生社会，过于寄信任于“人”的社会土壤已经不复存在，那么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商业社会也亟需从传统的人际信任转向规则信任。
刘国华
作者
一连串P2P事件“爆雷”的同时，也将中国商业社会的信用危机再次暴露在人们面前。而其中这些踩雷的投资者，很大一部分都是出于对“熟人信任”才投入其中的。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中国当前社会的总体信任度已低于60分的“及格线”。
今天中国商业社会的信任危机，与互联网带来的传统人际信任关系剧烈动荡有关，亦与跟进不及时的规则信任也有极大关系。回看历史，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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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周朝共延续了年，传了30代37位君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王朝。周朝的历史，从信任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是从人际信任到规则信任转变的历史。
西周时期，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戚、近臣，由这些诸侯建立属地自治。这就是“封建”的来历。周天子在分封诸侯的时候，因为分封的都是亲戚和近臣，有天然的人际信任。分封时，周天子会赐给诸侯们一块玉珪，就是将一整块玉石分开的，天子和诸侯各执一块，作为分封的信物。
那时天下被周天子分封了二百多个小国，天子与诸侯之间彼此信任，整个社会比较安定、礼乐文明。这个时期，成为孔子口中最推崇的时代，他曾无限神往地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然而公元前年，周幽王一把烽火，为博妃子一笑戏诸侯的游戏，把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信任关系毁于一旦。后来犬戎攻破都城镐京，杀死周幽王，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阳，开始了诸侯混战的“春秋战国”时期。
此后，在长达多年的时间里，社会信任开始了一段从“人际信任”到“规则信任”的调整时期。此中诸子百家的争论，从信任的调整视角看来，可以说是在人际信任治天下，还是在规则信任治天下的选择中不断磨合。
最终，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天下，将信任归于刀斧拳剑“规则”之下，中国开始进入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时代。严格来说，封建制度在这里终结，天子与诸侯之间的人际信任也由此消退。
从汉字“信”字的演化来看，基本上也符合以上的逻辑。
最开始的“信”字，仅由“人”和“口”构成，意思是信任只需要嘴里说出来就行了，这是非常纯粹的人际信任。
之后“信”字的结构演变为“很多人拿器皿向神发誓”，意思是空口还是无凭，还是需要很多人一起，由天地神鬼作证。这个时候的信任，已经开始脱离纯粹的人际信任，走向共同的约束信任。
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信，诚也”，而“诚”是什么意思呢？诚是言字旁加上一个“成”，而“成”的原意是一把大斧子下面有一个点。意思是所谓信任，需要在武力威胁下完成约定。
这个时候，信任便完成了从人际信任到规则信任的阶段性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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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后多年的时间里，传统社会的信任并没有完全走向规则化，整体上仍然维持在人际信任的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交通工具和信息沟通技术的不发达，导致绝大部分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面，只能被迫生活在熟人社会里。
即使像宋朝这样商业发达的朝代，因为交通工具的局限，人口的流动性还是非常低的。从《清明上河图》上能发现，当时的交通运载工具局限在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平头车等等。宋朝马匹稀缺，人们多用牛车，也有乘驴车的。跟今天我们出行有高铁、飞机，不可同日而语。
据周密《武林旧事》有关于宋朝商业信任的记载：“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此亦风俗之美也。”说的是，那些来临安做生意的穷人，可以到“作坊”预领货物、盘架之类，也不必垫钱，等傍晚卖了货物回来，再付还“作坊”本钱。
一个人一生如果只能生活在很小的地域范围，无法流动，其信任关系的力量就会显得极其强大。在这个无法逃离的熟人社会里，个人的口碑显得非常重要，这就是人际信任。
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往往做事不是靠商业规则和法治，而是彼此之间的人际信任关系。越小的城市，这种特点就越加明显。前不久有篇刷屏的网文《混在县城，读懂中国》，其中能读到即使在今天的县城，也能看到这种熟人社会的影子。
这点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熟人社会讲究的是人际信任。而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需要规则约束，存在法律。
由于人们的区域流动非常的艰难，只能更多地与家庭成员和邻里生活在一起。因此以血缘为核心的家族关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关系中占有支配地位，是建立人际信任的纽带。
以血缘信任关系为起点，人们又将这种关系进一步泛化，扩展到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人际交往当中，形成拟亲缘信任关系。这种人际信任关系，在地域上、群体上都是极其窄的，它不但构成了传统熟人社会的秩序基础，也是人们本体安全感的所在。
从社会关系的维系来说，基本上在“五伦”的规则信任下进行，就是做到“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这里的信任关系，实际上是基于两个潜规则：一是自然信任，如父子有亲、长幼有序，二是道德倡议，如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
在这样一个小的地域范围内，社会的整体信任是有序的、稳定的，也是温和的。只有当人们走出熟人社会的圈子时，才会对陌生人进行信任的考察，发现信任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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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关系遇到的第一次冲击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高考恢复、进城打工、下海经商、下岗再就业等频繁的社会流动与地理迁徙，迅速改变了社会的信用结构。
人们自此开始从传统封闭的地域中抽离，之前那种稳定的、温和的人际关系开始渐渐被打破，陌生的、短暂的、不确定的交往关系开始强烈冲击着人际信任模式。
大规模的区域人口流动，大大打破了物理空间层面的信任关系。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信任关系又在虚拟空间层面被打破。线上信息流、空间个体流动急剧加速，打破了原有稳定温和的信任关系，中国社会真正开始从熟人社会走向了陌生人社会。
在传统熟人社会时代，信任就像空气，一般长期生活在平原上的人是感觉不到的。进入陌生人社会后，人们突然发现信任好似突然来到高原，开始感觉到稀缺。社会整体的信任状况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高信任度，到了“不和陌生人说话”的低信任度，也可以说是从“平原信任”走向了“高原信任”。
现代社会的信任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现实社会中的朋友圈子，这和传统社会的信任相似。与传统社会的差别在于，这种交往是短暂性的，而且容易生变，也就是以前不认识，以后也不确定能交往多久，呈现出一种“熟悉的陌生人”的状态。二是基于兴趣聚集在一起的线上社群，他们大部分时间只在互联网上聚集，极少会在线下在一起，形成“点赞之交”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还是一种陌生人的关系。
当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时，社会运行的成本就非常之高，谁都不信任谁，各种交易很难达成。为了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就必须建立起“规则”信任关系，也就是建立起法律规范、监管体系等等。
这点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说的，信任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这样即使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没有人际信任，也可以依靠规则在短时间确立信任，从而降低了交易的成本。这里规则信任让合作摩擦得到简化，让商业社会得以高速的发展。否则就变成了德国的社会学家齐美尔在他的《货币资本》一书中说的“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散沙。”
陌生人社会，人们脱离了“地缘”和“血缘”，信任也必然要从人际信任转向合乎道德的契约、制度和法律的规则，由依赖于“人”的信任，向依赖于“规则”的信任机制转变。
从这个角度而言，目前频发的商业信任危机，与中国社会的规则信任缺失有关。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早已经是“陌生人社会”，但是他们的社会信任度要远比我们高，归根结底是他们有了作为约束和监督的规则信任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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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关系到目前为止，遇到的最大冲击是因为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大面积破坏原有信任关系的同时，也以技术手段在重塑社会的信任关系。对于互联网商业而言，没有规则信任的建立，就不可能有高频交易，而其中涉及资金的支付体系建立是重中之重。
我们看阿里、腾讯、美团、京东、携程等各种的互联网公司中，其中交易的达成都离不开支付系统。但是很少有人会把支付系统对于互联网经济的意义看得有多重，这其实是大大忽视了支付规则对互联网底层信任的塑造作用。
年，MaxLevchin、PeterThiel和LukeNosek三位美国年轻人创办了PayPal的前身Confinity。年，Confinity与马斯克创立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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