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23日晚，由法律人类学云端读书会主办的“多学科图景中的婚姻与家庭”线上对谈如期进行。在法律人类学云端读书会的组织下，通过线上的方式，邀请各院校各专业的老师从不同学科角度出发，呈现出“婚姻与家庭”话题的更多可能性。此次对谈由郑州大学法学院讲师李普主持，与谈人包括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刘宏涛、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张华、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刘子曦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于程远。四位老师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与法学的不同专业角度切入“婚姻与家庭”中的问题，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篇刊发，下篇中呈现的是社会学和法学的视角。
李普：第三位主讲嘉宾是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刘子曦，她将从社会学的角度为我们分析“婚姻与家庭”的相关问题。刘子曦：今天的主题是多学科图景中的婚姻与家庭。这个主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超过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范围。我今天来谈论这个主题，也不是来提供一个全景式的社会学的解读。我是希望提出三个有趣的问题，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起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所表达和体验到的婚恋焦虑到底是什么？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如何去理解这种焦虑，并且做出一些调整？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的婚恋焦虑太普遍了，不管有没有进入恋爱和婚姻关系，几乎每个人都有纠结和困惑。
我讲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访谈。她是一个80后的小姐姐，有过一段九年的婚姻，自己经营一家工作室。人非常漂亮，也很潇洒。我跟她是在一个公益相亲平台的集体活动里认识的，后面我约她出来访谈了大概三四个小时。我们聊了很多她的生活状态，情感经历，可以说她是有事业也很健康漂亮，甚至她有一个自己暗暗喜欢的年轻男生。那她为什么要去相亲？是为了更幸福吗？不是的。我发现她知道相亲的成功率很低。她承认自己中意一个90后的合作伙伴，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去相亲，要去结婚。
以我们从中看到她的行动逻辑，不是一个经济理性人的效率逻辑，也不是一个浪漫爱情的情感逻辑。甚至也不是说她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所谓被社会规范捆绑的人，也就是社会学说的过度社会化的逻辑。她想得很清楚，她认为自己需要结婚生孩子，并且把相亲这件事情当作一个推动力，推动自己下决心，甚至推动自己死心来接受现实。她说也许到了一个节点就可以找到一个人去结婚生孩子。那么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节点那么重要？这步棋一定要走？在我们聊过之后，我发现她对婚姻家庭的焦虑，其实是多层次的。她不是一个个体，她是一个典型人物，很多人的想法与感受其实跟她是类似的。第一种焦虑是“亲密关系相互纠缠”带来的焦虑。婚恋本身的收益和体验可能都没那么重要，但是婚恋关系和其他的亲密关系深刻地纠缠在一起，这种纠缠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复杂。她提到她回到老家去看望她的大姨，她在想，她大姨有她表姐，她妈妈有她，那她自己呢？她老了，以后有谁？她现在过得不错，也不太缺钱。但她还是会恐慌。她需要去想象以后的人生如何展开。没有结婚生子就没有展开亲子关系的机会。那这种缺失可能会带来很多有关老年生活的担忧，也想不出有什么替代性的方案。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恐慌感。同时她也想用相亲让母亲放心，即使她跟她妈妈的关系没有那么融洽，但是去相亲的一部分原因是去应付她的母亲，证明自己有在推进这件事情。成不成功，保证不了，但是至少在做，就像在做正确的事情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婚恋焦虑跟其他焦虑是叠加在一起的，就像一大团迷雾一样。有时候我们对婚恋产生的关切和忧虑是其他问题的投射，比如亲子关系，比如养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似乎是无解的。看似有一种综合解法，就是按照主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规范“按部就班地去生活”。我们都听过这种解法，就是：该恋爱的时候恋爱，该结婚的时候结婚，大家都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人们诉诸传统的人生脚本，也期待有传统的美满结局。这似乎是一种比较安全平顺的解法。但问题是这种传统的人生脚本真的存在吗？它成立的条件是什么？当我们拿彼此作为参照的时候，如何去对待和理解那些无法预期的生活意外和无法忽视的个体的特殊性，包括我们自身的私人性？比如说离婚的人，比如说丧偶的人，比如找不到另外一个合适的人。遇到这些意外的人，或者人生脚本比较奇特的人，就涉及第二重焦虑。那就是关于“正常的人生”和“人生卡顿”的焦虑。
在我们的对话里面，她反复提到“正常的人生”。她有一句话很打动我：为什么这么努力了，还是没过上正常的人生？本来以为自己会结婚买房生小孩赚钱养小孩，但是自己离婚了，离婚的时候还是一无所有。自己读书的时候也不算差的，人也是比较自立，但是和自己的同学们比起来，他们都有家有孩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她好像还陷入在这种不安稳的流动阶段。就如同被离婚这个意外事件甩出了正常人生的轨道，就没有成功回归，人生阶段卡顿住了，不知道哪一个节点能够回归。虽然单身也有很多自由，有闪光的体验，但是这种美好的细节一遇到这个女性的年龄、生育限制，育儿的经济基础等现实问题，就变得微不足道，甚至这些体验让她有一种自欺欺人的羞愧感。她为什么不能和自己暗恋的年轻男孩表白或者在一起？她反复说的是因为对方太年轻，年纪差距太大，这样的婚姻不但不会得到对方家庭的祝福，也无法期待对方有抚养小孩的经济能力。而她这个年纪已经等不起了。即使她不需要好的经济环境，孩子也需要。这段暧昧的友情无法发展成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因为它不满足正常人生的基础条件，就是年龄和经济。这些基础条件在恋爱阶段往往不构成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是一进入到生育这个环节上似乎就产生了无法回避的纠结，因为没有小孩的人生，可能在主流看来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生，也不足以缓解亲密关系相互纠缠带来的这种焦虑。谈情说爱、单身自由构成的快乐在正常人生的这面镜子下，就变成了一种浑浑噩噩、不负责任、没有前途的快乐。
所以她还是要去相亲，很多人跟她的想法都很相似，马上找一个可以开展正常人生的人，要匹配各种条件。不过条件上的正常不代表个人品行上的靠谱，更不代表个人魅力。甚至在某一些年龄群组里面，条件上的正常和个人魅力上的正常，它呈现一种负相关。正常的人生和有魅力的关系之间似乎存在着无法调节的紧张。当这种“作为社会制度的婚姻家庭”和“作为情感动力的亲密关系”无法契合的时候，这种紧张会放大人生的一种卡顿感，在女性群体和离异群体里，这种卡顿感很突出。
在谈了这种焦虑之后，我紧接着想提的第二个问题，是个体应对婚恋焦虑的方式有什么结构性的限制，或者更具体地说，现在这个社交媒体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靠个人积极主动地扩大交往圈，是不是真的能够提高婚恋幸福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涉及婚恋市场结构的变迁，是一个非常社会学的话题。
回到刚才的案例。我和这个小姐姐相识在一次同城相亲交友的活动里面，活动是由一个公益的相亲平台组织的。这个平台有自己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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