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年来，我不止一次回想起年4月30日。那不仅是我在公司的最后一天，也是我在广告圈21年职场生涯的终点。老路走到了尽头，前方却无路可走。
当晚在回家的渡轮上，我不能不想到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在我眼前，是沉沉的夜里一段布满暗礁的航程，而我这艘渡轮渐渐远离出发的港湾，说不定正在偏离航向，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靠岸。“时代的一粒灰”，正以中年危机的形式降临到了我头上。
中年危机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虽然当时还无从设想疫情的深远冲击，但向来对经济变动最为敏感的广告业，已经迅速感受到了寒意：只要市场上各品牌的销售出现下滑，广告主削减预算，广告代理公司要想不被波及，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年1月疫情正式爆发后，我所在的公司已裁过一波，我轮到的是第二波。
人人都有不祥的预感。离别之际，留下来的同事半是宽慰我，半是自嘲地说：“像你这样‘早毕业’的至少还能拿到不错的赔偿方案，轮到我们的时候恐怕更差。”她没说错，后来第三波的赔偿方案确实差一些。业内之前还有个笑谈，说某家代理公司业绩不行，之所以没裁员，只是因为“没钱裁员”。
留下来确实也不见得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明摆着的现实是：工作将会更卷，多半只能苦熬。疫情防控放开后，我和老同事今春重逢，谈到这一言难尽的三年，不止一个人都苦笑说了同样的话：“做得太累了，天天盼着被裁，这样不用自己为难，公司就帮你决定了，还能赔一笔钱。”我开玩笑说：“看来至少不用担心你们被裁后抑郁了。”
《平凡的荣耀》剧照
失业后的自我怀疑，是这一危机的第一道关口。本来，在广告这样流动性相当大的行业里，跳槽、失业都是常事，业内一家公司当初被收购时，据说新老板大刀阔斧的第一步，就是把它薪资最高的十个人一口气全砍了，然而真轮到自己头上，多少还是有些不一样。虽然明知裁员只是公司基于成本考虑的决策，甚至和你的工作能力未必正相关，但要说没受一点打击，那不是真的。
像很多职业经理人一样，我也有一种很深的错觉：就算承认自己赶上了时代的红利，但内心还是更愿意相信所有成功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挣来的。然而，一旦你从那个位子上下来，就没人再认识你了，那你原先的成功，究竟是因为碰巧处在那个位子上，还是自己的能力？究竟什么才是你真正的能力？你如何在市场上证明这一点？
现实是：即便二十年的职场经验有点价值，也并非独特到不可替代，何况相比起这些经验，用人单位似乎还更在意你能否像20来岁的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承受超负荷运转。有几家提出的要求，甚至让我面临“到底要钱还是要命”的利弊权衡。在面试接连碰壁后，我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在肉眼可见的不景气中，像我这样“高龄”的经理人极有可能再难重返职场，前面可能是一道漫长的下坡路。
《亲爱的自己》剧照
一个同样中年失业的外企高管曾说，她那会最担心的还不是再就业，而是怕被儿子看不起，因为“妈妈失败了”。这其实是她自己内心恐惧的投射，十多岁的儿子并不在意妈妈的职场沉浮，更不会把这当成衡量她身为母亲的成败标准，也许反倒会庆幸她终于有更多时间陪陪家人了。
那也是我多少年来第一次有这么长时间每天待在家里，两个孩子似乎没感觉有任何异样，当然我们也没隐瞒他们，但兄弟俩一个11岁，一个7岁，可能还理解不了“失业”对我们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那或许也是好事。
有一天，老二笑着说了一句：“爸爸最近老是低声叹气，你过的是‘低叹生活’吗？”我心底里一凛。过了些天，妻子带他外出写生，完事后和朋友一起去附近一家网红面包房逛逛，他进去后发现里面一条面包卖60多元，惊骇不已：“妈妈快走，这里不是我们穷人待的地方！”妻子回家来说起，我们都笑出了眼泪，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既好笑，也宽慰，又有几分心酸。
《小别离》剧照
在美国，经历过大萧条时期的那一代，都有一种特殊的心态，作家比尔·布莱森曾说起他父母，“只要可能，他们不会扔掉任何东西”，他父亲终其一生都缺乏安全感：“任何涉及资金支出的事情，都会让他露出逃犯刚听到远处警犬声时的焦虑不安。”我们不想让孩子们也留下这样的心理阴影，跟他们说，家里也没那么困难，适当量入为出，但该买的还是买。老二仍不以为然：“可是你都失业了……”
回想起来，我此前所受的教育和职场经历，都指向如何获得成功，但如何体面地面对和应对失败也需要学习，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我曾在书上读到过，芬兰人用“sisu”一词来描述自己的国民性，大意是“绝望中的坚持”，他们深知生活艰辛，却仍能以极大的谦逊自制和同情心来直面挑战。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及早学会这一课，不用像我这样人到中年从头学起。
找方向
虽然多年以来，我早已不再从工作中获得自我的成就感，但不可否认，对于习惯了每个工作日睁开眼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工作的人来说，“退休”在家就像是自己生活被骤然抽走了骨架。
后来我在阿乙的小说《用进废退》中读到这样一个心理适应过程，可能每个失业者多多少少都经历过：“我是在五年前失业的，也有可能是不愿再去工作。总之一直待在家中，背朝黄土面朝天地生活，也就是睡了吃、吃了睡。初期，常会在一阵焦躁中醒来，觉得会迟到，醒来明白并没有工作后，会微微感到失落。不过在想到没有工作（正如贫穷和死亡）是每个人都有的归宿后，心里也就安然了。”
长久以来，工作并不只是工作，也是支撑我们生活的基本伦理——在汉语里，“闲着没事干”多少带点负面的含义。我也不是真的无事可做：居家的日子里，每天读书写作就够我忙的了，家务事当然也得知趣地多做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仍然在工作，只不过没有被雇用、也因此而没有固定报酬了而已。
《编舟记》剧照
我能调适到新的生活节奏，原因之一是我也没想过干一辈子广告，只是一直无法下决心换一种活法。在广告界有一个著名的笑谈：“不老的广告人。”意思是说，广告公司里绝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面孔，广告人是不老的，问题是那些老广告人最后都去哪儿了？到现在，我自己开始体会到了。
在忙于工作的那些年里，我也曾无数次设想到35岁去读研，甚或是辞职后专心写作，那才是我从小的志趣所在，然而在国内要靠写作养活自己太难了，更何况我还有一大家子。虽然两边的老人都能照顾自己，但多年来时常压在我心头的一个现实是：老少八口人，我是唯一在工作的。
此前多年里，我只是利用业余的零星时间给媒体撰写书评和专栏，突然之间，稿费收入成了我所能赖以养家糊口的唯一收入来源。失业在家后，最初的半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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